东方文薈：解读五一三
名家 2012年5月12日
作者: 孙和声
1969年5月13日，星期二，可说是大马独立以来最黑暗的一日。
这天的午后约7点，吉隆坡发生了大规模的巫华衝突。据官方资料死了196人，伤了约439人，也逮捕了9,143人。只是，也有非官方估计，死者应介于1,000～2,000人，其中绝大部份为华人。
这事件的因果关係为，5月10日为大选投票日。结果是，联盟（Alliance，国阵的旧称）在联邦与州均受到重挫，其中，又以马华公会受挫最重。11日午后，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的支持者，在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，而12日民政党举行了一个约有4,000人参与的胜利游行。据报导在游行中，有华人用马来语骂警察及马来人，如「Buang semua polis Melayu」、「Melayu balik kampung」等。
马来人也不甘示弱，在13日，雪兰莪州务大臣哈伦依德里斯（Dato'Harun Idris）也取得准证，准备在黄昏时，在其官邸集合后出发游行（吉隆坡当时是雪州首府）。由于游行地经由华人区，不少人也用报纸等包著武器。在6点40分，有约100名马来人路经文良港（Setapak）往哈伦官邸集合，却在此与华人发生衝突。后在7点，已在官邸集合的高达4,000～5,000人的群眾中，已有人开始攻击非马来人。
支配权动摇，统治精英反击？
据知，哈伦因无法控制场面而通电副首相阿都拉萨（Tun Abdul Razak），拉萨遂去见首相东姑阿都拉曼，並一齐到市中心的谐街（High Street／Jalan Bandar／Jalan Tun H.S.Lee）警局。7点20分拉萨宣佈雪兰莪戒严。8点时则命约2,000名马来军团（Rejimen Askar Melayu Diraja，RAMD）士兵，与3,600警员入吉隆坡。一般看法是，这些军警，尤其是马来军团的士兵，並未公正执行任务，而使华人伤亡惨重。
5月15日，元首宣佈全国进入紧急状態。5月16日成立了以拉萨而非东姑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（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，NOC），且在州与县也设立类似的州与县级的行动理事会。这个9人理事会中，成员包括2名非马来人（陈修信与善班丹）。从5月16日起，大马可说已中止了议会民主，而拉萨则成了掌握最高实权的首长。何以是拉萨而非首相东姑掌实权，確也耐人寻思。隨后，东姑也在1970年任期未满便辞任首相。
如何解读513事件，基本上有以下的不同看法：
一，东姑认为，是共產党与私会党渗透入群眾中造成的，惟这种渗透与顛覆论一般上不具说服力。
二，是自发的，也就是情绪高昂的各族，因情绪失控而致成的。这是种「原初主义论」（Primordialism）。
三，政变论，即这是有人精心策划，试图推翻东姑夺权的阴谋论。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民政党的陈志勤医生；资深马来记者，后来创立伊斯兰党党报《哈拉卡》的Subky Latif也曾在1977年提出此论。而柯嘉逊在其《五一三－－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一书中，则直接点明是马来国家／官僚资本主义阶级所策动的。这群新兴精英不满（如东姑等）旧贵族阶层的施政而欲夺权。
四，结构性因素，即自独立以来，以巫统为主导的「马来政治支配权」（Political Supremacy），被视为是保障马来人主权与生存发展的既定政策，是不容被挑战的。任何动摇到这个支配权的变化，均会引发马来统治精英反击。与此同时，由于独立以来，非马来人群眾被排斥于公共部门与权力中心之外，遂也產生了普遍不满，而力图改变现状。
新经济政策祸国殃民
易言之，这涉及了立国原则的爭议——契约论（Social Contract），即马来精英认可非马来人的「出生地主义」公民权，而非马来人精英认可马来人政治支配权；这是种很现实，而无理想的交易。
在1970年1月，政府成立了国家諮询理事会（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，NCC），邀请了各政党与各界的精英商討国家大事。这个由65人组成的理事会（其中一半是政治人物与官僚，部分政党如行动党则没有代表）在保密状况下，为NOC提供治国建议。
（表一）
1970年8月31日，元首在国庆日宣读了立基于五大原则上的建国原则（Rukun Negara）。较后在1971年2月，也回復了自1969年5月以来，便中止了21个月的议会民主。同年，也出台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、国家文化政策，及加速国语化等带有明显马来中心色彩的政策。
从宏观的角度看，大而化之的看，这个问题的核心可放在马来人的马来（西）亚，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框架內来分析。从非马来人的角度来看，重点在于平等、无差异的公民权、资格、身份，而对马来统治精英来说，重点则在于马来中心主义，而非全民的马来西亚。
虽说513事件基本上是场巫华衝突，可在1969年6月28日，吉隆坡冼都区也发生了一场巫印衝突，且死了几个印裔民眾。2001年，八打灵再也旧巴生路的甘榜美丹（Kampung Medan）也发生一起巫印衝突。给人的印象是中下层巫华印间，是颇易发生衝突的。至于这些衝突在性质上是种族的、阶级的，由偏见与歧视致成的，还是被精英阶层操纵的，或是综合的，则见仁见智。
从结果论的角度看，513事件进一步巩固了马来主权与马来中心主义。至于它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，则颇有爭论。实事求是地看，513事件后的马来中心主义確是造就了一批马来既得权益者，也加剧了巫统內部的权爭与马来人的多元分化。经济被少数国家资本阶级垄断，更使大马被本来平起平坐的台湾、韩国等超越。
（表二）
全民议题激发公民运动
进入21世纪初期，隨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，如马来人的利益分化、媒体的多元化、科技的进步、巫统／国阵的腐化、马来与非马来人普罗大眾的权益的一体化、价值观的变化等，大马的政治有从种族本位转向议题本位与全民的倾向，进而强化了跨族群的共同公民行动。
若全民共同的公民行动，如爭取民主化、基本人权的保障、公平与自由的选举、社会公正、良好治理、透明与究责、生活品质等，能持续壮大、巩固，將是国民的最大幸福。
196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（PAP）首次竞选半岛议席，1965年新加坡退出后，半岛党组织重组为民主行动党（DAP）。1969年西马国会议席共104个，国会选举有一席因候选人竞选时去世而暂时悬空。伊斯兰党得票剧升，是因指巫统出卖马来人。
从表一中可得知，联盟虽只得48.4%的票，却贏得64%的席次，在国会103席中佔据66席，故依然可执政。这里也显示出，选举制度与选区划分不公，或选票的集中与分散度，使选票不能发挥其票票等值的应有价值。在州的层次，联盟也首次失去统治檳城、霹雳与雪州的优势，如表二所示。
从表二中可知，行动党、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均在上述三州大有斩获，而马华公会的议席则被三党瓜分。也因此，陈修信在5月13日午前宣佈，马华公会虽支持联盟政府，但却不愿入阁；这也可能加剧了巫统极右派的不安，认为可能进一步削弱联盟的执政机会（尤其在平分秋色的雪州）。据知，民政党本有意在13日前宣佈不参与反对阵线，可尚未来得及宣佈，便已暴发衝突。可见，事件暴发，也有一些时间上的阴差阳错的因素。至于马华的败因，则是因被指出卖华人权益。
当然，最根本的原因，还在于结构性因素，如不同族群间的社会经济差距，与有差异的公民与政治权力。新经济政策虽著眼于纠正巫华间的经济距离，却无意纠正华巫间的权力（power）与权利（rights）的失衡。就513事件而言，在1960年代，语文、爭执也是个重要因素，而1969年5月9日一位华裔青年被警察打死，群眾举办盛大出殯游行，也难免激发了华人的民愤。约言之，这並非单一因素致成的不幸。
名家 2012年5月12日
作者: 孙和声
1969年5月13日，星期二，可说是大马独立以来最黑暗的一日。
这天的午后约7点，吉隆坡发生了大规模的巫华衝突。据官方资料死了196人，伤了约439人，也逮捕了9,143人。只是，也有非官方估计，死者应介于1,000～2,000人，其中绝大部份为华人。
这事件的因果关係为，5月10日为大选投票日。结果是，联盟（Alliance，国阵的旧称）在联邦与州均受到重挫，其中，又以马华公会受挫最重。11日午后，民主行动党与民政党的支持者，在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，而12日民政党举行了一个约有4,000人参与的胜利游行。据报导在游行中，有华人用马来语骂警察及马来人，如「Buang semua polis Melayu」、「Melayu balik kampung」等。
马来人也不甘示弱，在13日，雪兰莪州务大臣哈伦依德里斯（Dato'Harun Idris）也取得准证，准备在黄昏时，在其官邸集合后出发游行（吉隆坡当时是雪州首府）。由于游行地经由华人区，不少人也用报纸等包著武器。在6点40分，有约100名马来人路经文良港（Setapak）往哈伦官邸集合，却在此与华人发生衝突。后在7点，已在官邸集合的高达4,000～5,000人的群眾中，已有人开始攻击非马来人。
支配权动摇，统治精英反击？
据知，哈伦因无法控制场面而通电副首相阿都拉萨（Tun Abdul Razak），拉萨遂去见首相东姑阿都拉曼，並一齐到市中心的谐街（High Street／Jalan Bandar／Jalan Tun H.S.Lee）警局。7点20分拉萨宣佈雪兰莪戒严。8点时则命约2,000名马来军团（Rejimen Askar Melayu Diraja，RAMD）士兵，与3,600警员入吉隆坡。一般看法是，这些军警，尤其是马来军团的士兵，並未公正执行任务，而使华人伤亡惨重。
5月15日，元首宣佈全国进入紧急状態。5月16日成立了以拉萨而非东姑为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（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，NOC），且在州与县也设立类似的州与县级的行动理事会。这个9人理事会中，成员包括2名非马来人（陈修信与善班丹）。从5月16日起，大马可说已中止了议会民主，而拉萨则成了掌握最高实权的首长。何以是拉萨而非首相东姑掌实权，確也耐人寻思。隨后，东姑也在1970年任期未满便辞任首相。
如何解读513事件，基本上有以下的不同看法：
一，东姑认为，是共產党与私会党渗透入群眾中造成的，惟这种渗透与顛覆论一般上不具说服力。
二，是自发的，也就是情绪高昂的各族，因情绪失控而致成的。这是种「原初主义论」（Primordialism）。
三，政变论，即这是有人精心策划，试图推翻东姑夺权的阴谋论。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民政党的陈志勤医生；资深马来记者，后来创立伊斯兰党党报《哈拉卡》的Subky Latif也曾在1977年提出此论。而柯嘉逊在其《五一三－－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》一书中，则直接点明是马来国家／官僚资本主义阶级所策动的。这群新兴精英不满（如东姑等）旧贵族阶层的施政而欲夺权。
四，结构性因素，即自独立以来，以巫统为主导的「马来政治支配权」（Political Supremacy），被视为是保障马来人主权与生存发展的既定政策，是不容被挑战的。任何动摇到这个支配权的变化，均会引发马来统治精英反击。与此同时，由于独立以来，非马来人群眾被排斥于公共部门与权力中心之外，遂也產生了普遍不满，而力图改变现状。
新经济政策祸国殃民
易言之，这涉及了立国原则的爭议——契约论（Social Contract），即马来精英认可非马来人的「出生地主义」公民权，而非马来人精英认可马来人政治支配权；这是种很现实，而无理想的交易。
在1970年1月，政府成立了国家諮询理事会（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，NCC），邀请了各政党与各界的精英商討国家大事。这个由65人组成的理事会（其中一半是政治人物与官僚，部分政党如行动党则没有代表）在保密状况下，为NOC提供治国建议。
（表一）
1970年8月31日，元首在国庆日宣读了立基于五大原则上的建国原则（Rukun Negara）。较后在1971年2月，也回復了自1969年5月以来，便中止了21个月的议会民主。同年，也出台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、国家文化政策，及加速国语化等带有明显马来中心色彩的政策。
从宏观的角度看，大而化之的看，这个问题的核心可放在马来人的马来（西）亚，对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框架內来分析。从非马来人的角度来看，重点在于平等、无差异的公民权、资格、身份，而对马来统治精英来说，重点则在于马来中心主义，而非全民的马来西亚。
虽说513事件基本上是场巫华衝突，可在1969年6月28日，吉隆坡冼都区也发生了一场巫印衝突，且死了几个印裔民眾。2001年，八打灵再也旧巴生路的甘榜美丹（Kampung Medan）也发生一起巫印衝突。给人的印象是中下层巫华印间，是颇易发生衝突的。至于这些衝突在性质上是种族的、阶级的，由偏见与歧视致成的，还是被精英阶层操纵的，或是综合的，则见仁见智。
从结果论的角度看，513事件进一步巩固了马来主权与马来中心主义。至于它是否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，则颇有爭论。实事求是地看，513事件后的马来中心主义確是造就了一批马来既得权益者，也加剧了巫统內部的权爭与马来人的多元分化。经济被少数国家资本阶级垄断，更使大马被本来平起平坐的台湾、韩国等超越。
（表二）
全民议题激发公民运动
进入21世纪初期，隨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，如马来人的利益分化、媒体的多元化、科技的进步、巫统／国阵的腐化、马来与非马来人普罗大眾的权益的一体化、价值观的变化等，大马的政治有从种族本位转向议题本位与全民的倾向，进而强化了跨族群的共同公民行动。
若全民共同的公民行动，如爭取民主化、基本人权的保障、公平与自由的选举、社会公正、良好治理、透明与究责、生活品质等，能持续壮大、巩固，將是国民的最大幸福。
196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（PAP）首次竞选半岛议席，1965年新加坡退出后，半岛党组织重组为民主行动党（DAP）。1969年西马国会议席共104个，国会选举有一席因候选人竞选时去世而暂时悬空。伊斯兰党得票剧升，是因指巫统出卖马来人。
从表一中可得知，联盟虽只得48.4%的票，却贏得64%的席次，在国会103席中佔据66席，故依然可执政。这里也显示出，选举制度与选区划分不公，或选票的集中与分散度，使选票不能发挥其票票等值的应有价值。在州的层次，联盟也首次失去统治檳城、霹雳与雪州的优势，如表二所示。
从表二中可知，行动党、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均在上述三州大有斩获，而马华公会的议席则被三党瓜分。也因此，陈修信在5月13日午前宣佈，马华公会虽支持联盟政府，但却不愿入阁；这也可能加剧了巫统极右派的不安，认为可能进一步削弱联盟的执政机会（尤其在平分秋色的雪州）。据知，民政党本有意在13日前宣佈不参与反对阵线，可尚未来得及宣佈，便已暴发衝突。可见，事件暴发，也有一些时间上的阴差阳错的因素。至于马华的败因，则是因被指出卖华人权益。
当然，最根本的原因，还在于结构性因素，如不同族群间的社会经济差距，与有差异的公民与政治权力。新经济政策虽著眼于纠正巫华间的经济距离，却无意纠正华巫间的权力（power）与权利（rights）的失衡。就513事件而言，在1960年代，语文、爭执也是个重要因素，而1969年5月9日一位华裔青年被警察打死，群眾举办盛大出殯游行，也难免激发了华人的民愤。约言之，这並非单一因素致成的不幸。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